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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心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

■ 做一个满足者而不是最大化者；

■ 减少选项的数量；

■ 对决定的好处心存感激，而不要纠结于不好的方面。

■ 在做决定前，减少选项的数量；

■ 采用满足者而不是最大化者的标准；

■ 当你发现现有的选项没有一个符合自己的要求时，不妨思考怎样创造出更好的选项。

■ 用省下来的时间问问自己，在人生中的重大抉择中，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 少花些时间决定无关紧要的事；

■ 普遍的：他们也许已经内定好人选了，招聘不过是做戏而已，没有人能拿到这份工作。

■ 个人的：这份工作几乎到手了，我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 短暂的：我感冒刚好，昨晚又没睡好，没达到最佳状态。

■ 长期的：我不是那种活力十足、喜欢掌控局面的人。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 具体的：我对产品了解得不够多，需要深入了解这个行业才能面试成功。

■ 笼统的：我的简历不够好，面试时又很紧张，看来什么工作都不会要我了。

个人的与普遍的。

长期的与短暂的

笼统的与具体的

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指可以彰显购买人与众不同的身份或社会地位的一类商品，通常是市场上的稀缺商品。

如果只有一个池塘，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地位跟别人进行比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毕竟，在一个有鲸鱼的池塘，即使是鲨鱼也会显得渺小。所以说，与其跟全部人比，不如从整个世界里划分出一个合适自己的群体，在我们自己的池塘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成功者。在小公司做一个薪金第3、年薪12万的律师，比在大公司里年薪15万却只能坐到中层职位要好很多。

现有的和曾经拥有过最好的差异。

自己的和别人的之间的差异

已有的和预期之间的差异

已有的想要的之间的差异

■ 跟他人的体验相比。

■ 跟近期的体验相比；

■ 跟预期中的体验相比；

■ 跟希望得到的体验相比；

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般，无论如何努力都前进不了，而且必须不断努力才能维持相同程度的快乐感受。

第二，评价积极体验的新标准使得很多日常的快乐（如刚泡好的咖啡香味，春天里开的花和清新的微风）在对比之下变得不值一提。

第一，人们对好运或是厄运都已经习以为常。

第四，后悔是对他人发出的一种信号，表明我们重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也为此感到遗憾，并且会尽我们所能防止它再次发生。

第三，后悔能促使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或者弥补这些决定所带来的不幸后果。

第二，后悔让我们对决策中所犯的错误印象更加深刻，当下一次类似的情境再现时，就不会重蹈覆辙。

第一，当预料到可能会后悔，我们就会更严肃地对待一个决定，并且会考虑下决定后会发生的多种可能性。这种预期能帮助我们看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后果。

不作为惯性（inaction inertia）：当人们错过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将会对随后出现的类似机会置之不理，哪怕后来出现的机会比之前的更有吸引力。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可能比事实更好也可能更坏，反事实思维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假设的前提和假设的结论。

忽略偏见（omission bias）：人们更容易接受由于自己的忽略或不作为导致的损失，而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同等损失。

决定后懊悔与预期性懊悔（postdecision regret VS. anticipated regret）：决定后懊悔是做了某个决定后，因为结果不理想而产生的后悔。预期性懊悔是指做选择之前，因为预计到结果不好或者还有更好的选择而感到后悔。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因为作出一个选择而丧失的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第二种解释是，更多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控制。当选择机会增加到某个临界点时，我们反而会感到无力应对。与其说我们有更强的控制感，不如说选择多到让我们应接不暇。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智地选择，那么拥有更多的选择也不是什么恩赐。

第一，随着选择和控制的体验越发广泛而深入，人们对选择和控制的期望也在增加。当自主权的障碍被一个又一个地击倒后，剩下的那些障碍反而更让人难受。就像赛狗跑道上的机械兔，狗跑得再快也追不上它们，对控制的渴望和期待也总是跑在现实的前面，无论有多大的自由都无法完全满足。

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当人或动物接连不断地遭受挫折，就会丧失控制感，感到自己对一切都无能为力，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

塞利格曼对习得性无助的发现，对心理学的很多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研究证实，我们确实会习得“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场面”的那种感觉。而在我们习得这种感觉后，后果可能很严重。习得性无助会削弱我们尝试探索的动力，影响我们在新的情境下判断情况能否可控的能力，还会抑制免疫系统的活动，使个体更容易患病。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习得性无助还会导致抑郁。

■ 最大化者比满足者花更多的时间深思熟虑。

■ 坏事发生后，最大化者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 最大化者对好事的感觉没满足者那么强烈，对坏事的应对能力也没有满足者那么强。

■ 最大化者通常都对他们自己做的购物决策不太满意。

■ 最大化者常常花时间去想已购的商品是否还有其他替代选择。

■ 最大化者买完东西后更容易感到后悔。

■ 最大化者还会花更多的时间对比自己和其他人的购物决策。

■ 在每一次购买行为中，最大化者都会花更长的时间做决定。

■ 无论是决定购买之前还是之后，最大化者都会比满足者对比更多的商品。

13.最大化者比满足者花更多的时间思考那些“没有人走过的路”。放满书架的心理自助书充分证明了这种“你应该，你愿意，你能”的思想是多么危险。

12.自我修正和自我批评会变成惯性。

11.最大化者要求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恰到好处，这常常会导致伤身的自我批判。

10.最大化者常常让自己陷入“作者思维停滞期”。

9.那些总是想找到“最好”的人比那些觉得“刚刚好”就好的人更热衷于给各种东西排名。如果你看过《失恋排行榜》（High Fidelity），你就会知道这种癖好有多疯狂。

8.让最大化者“真正爱上”一件衣服的方法就是，让他知道别处再找不到更好的衣服了。

7.在录像带出租店中有数千部电影可供选择。总有一部刚好吻合我当下的心情，同时也对跟我一起看的人的胃口。我会先从最新上映的电影中选出最佳选项，然后再看看经典电影中有没有更好的。

6.最大化者觉得给朋友挑礼物难度不小，因为他们确信别处总有一份“完美”的礼物。

5.对最大化者来说，总有一个完美情人在某处等着自己。即便和恋人的关系没啥问题，要是多留心一下周围，谁又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4.再一次，最大化者寻找的并不是好看的节目，而是最好看的节目。在所有的电视台节目中，肯定有个更好的在等着你。

3.没错，最大化者喜欢这首歌，但是他要听“最好听”的那首，“挺好”远远不够。

2.一份“好”工作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工作。最大化者常常会想是不是有更好的在等着自己，随时准备出击。

.最大化者会同意这点。如果你没充分考虑到所有选择，怎么敢说你手上的就是“最好的”？有没想过其他商店中可能有更价廉物美的毛衣呢？

我常常幻想自己以一种和现实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

我从来都是非最佳不选。

无论做什么，我都对自己提出最高要求。

我觉得写作好困难，因为要找到恰当的措辞相当不易。即便只是给朋友写一封信，我也要打好几份草稿。

我是各种排行榜(最佳电影、最住歌于、最住运动员、最佳小说等)的狂热爱好者。

我很难买到称心的衣服。

租录像带真让人头大。我常常为选出最好的那卷而经历长久的内心挣扎。

我常常觉得为朋友挑选礼物是一件难事。

我视男女关系如衣服，我希望在找到最合适的那位前多多尝试。

看电视时我常常换频道，即便正在看一个节目，我依然会浏览一下其他频道的节目。

无论现在的工作多么适合我，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准没错。听收音机时，即便我很喜欢正在听的这个台，我也会听听其他电台还有什么节目。

每当面对选择，我总会想想有没有其他可能，甚至是一此目前不可能实现的选项。

相反，捡拾者不会做这些事。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选择犹如音乐电视中的影像匆匆而过，捡拾者能做的就是抓住什么算什么，却又希望自己抓到的是最佳选择。

选择者是在决策前积极思考各个选项的人，所考虑的是生活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在具体选择中孰轻孰重以及所做决定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后果。选择者十分清楚某项选择对自己的意义，并且知道，可能没有一个现成的选项令人满意，如果想得到更好的选择，那就应该自己去创造机会。

■ 犯错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 犯错的可能性更大；

■ 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做选择；

沉没成本（sunk cost）：由过去的决策导致的、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决策改变的成本。

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人们更愿意持有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愿意用它交换另一个可能更好的替代物。

边际效用递减律（law of diminish marginal utility）：当人们连续消费同一种物品或服务时，其总效用虽然在增加，但边际效用，即每单位物品或服务带来的效用增加量却在递减。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逻辑意义相似的说法会导致不同的决策判断，当消费者认为某一价格带来的是“损失”而非“收益”时，他们对价格就非常敏感。

可获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们的判断推理过程常常受到可获得的记忆的影响，倾向于认为容易想起的事件比不容易想起的事件更常见。

拇指规则（rules of thumbs）：原指木匠不用尺子，而直接伸出拇指来测量木材的长度或宽度，比喻依靠经验和直觉做判断，又称“经验法则”。

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与过程中的感受好坏无关，只与“峰”和“终”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感受有关，即事情达到高峰时的感受和事情结束时的感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学会把选项的限制看成是解放而不是束缚。社会为选择提供规则、标准和规范，而个人经验则形成习惯。遵循规则（比如系安全带，一晚上喝酒不超过两杯）使我们得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费劲的决定，帮我们省时省力，把时间花在那些尚无规矩可循的选择上。

随着我们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最终会变成选择的暴政。

■ 关注让你快乐以及让你的生活有意义的事物。

■ 记住，“死后留下最多玩具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不过是汽车后盖贴纸上的标语，不是什么至理名言；

我们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的体验。虽然社会比较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但也常常减少我们的满足感。所以少一点比较，我们的满足就会多一点。

想要把降低预期的任务变得容易一些，可以如此去做

我们对体验的评价大多受到期望的影响，若想增加选择的满足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对它们期望太高。

我们会适应任何有规律可循之物。生活艰难时，适应能使我们免受困难的冲击。生活不错时，适应就会让我们踏上“享乐跑步机”，消耗我们从积极体验中获得满足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适应的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对不同阶段的体验作出符合实际的期望。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减少悔意：

无论是感到自己可能后悔还是真的追悔莫及，后悔带来的刺骨之痛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有时候甚至会让我们不愿意做选择。虽然后悔在很多时候都有其合理性和启发性，但当它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选择时，就该想方设法减少它。

下意识地用感恩之心看待我们的选择或体验，减少对消极方面的失落感，就能让心情变得更好。

我们对事物的评价很容易受比较的影响，比较的对象甚至可以是虚构的。同一种体验可以好坏并存，而我们是否对其满意，取决于我们关注的是哪一面。如果总是想象有更好的替代品，我们的选择就会显得很糟糕，而当我们想到有比它更差的选项时，我们的选择就会显得很不错。

当我们可以对某个选择反悔，满足感就会降低，要是某个选择是不可更改的，我们就会采用多种心理机制，使自己将所选择的那个和别的比较时感到好受一点。如果某个决定是可逆的，这些心理机制就没什么效果了。

做决定之前想想别的选项并没有错，如果无视这些“机会成本”，可能会高估最佳选项的优点。可另一方面，我们对机会成本考虑得越多，就会越不满意最终的选择，所以反倒是不要多想那些已经被否决的选项为好。

学会接受“够好”的选择既可以减轻负担又能增加满足感。尽管在客观上，满足者可能不如最大化者做得那么好，但是如果“最好的”可望而不可及，最后还是只能选择“够好的”，满足者就会比最大化者感到好受很多。

在选择过量的社会里，最大化者会受更多的苦。最大化者常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害怕后悔，不愿失去机会，害怕跟别人比较。当选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时，最大化者将会非常地失望。

也会发现什么是自己真正在意和不在意的东西。你可以：

选择者有时间修正目标，捡拾者则没余地作出调整；选择者有时间避免从众，捡拾者则只能随波逐流。作出明智的决定需要耗费时间专注思考，只有选择者才能做到。

选择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知道何谓重要的决定，知道何种情况下不应该作出选择，知道何时应该寻找新的选项，也知道如何选择更能凸显自己的不凡之处。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选择机会的正是选择者。不过面对海量选择时，我们通常会被迫成为捡拾者，只能被动地从已有选项里挑选。

要应对过量选择带来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究竟哪些选择对生活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把时间精力都集中到重要决策上，其他的则可以放到一边。通过限制选择的数量，我们就可以少做一点选择，多一点舒心。

放弃选择的机会并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意识到，大多数时候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某个决定导致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结果。

拥有选择的机会对主观幸福感非常重要，但是选择本身也有劣势，选择越多，这些劣势也就越明显。拥有选择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缺点却以微妙的方式逐渐累积。也就是说，并非某个特定的选择出了问题，而是所有选择共同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现代化的“成功”竟然如此苦乐参半，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选择过多。选择过多引发焦虑，再加上后悔、适应、社会地位、社会比较、和影响巨大的最大化倾向对选择的影响，心理焦虑只会有增无减。

我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发现这些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求；我们被一堆现代化的便捷设备包围，却发现时间从来都不够用；我们可以任意规划自己的生活，却不知道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把选择当作负担而不是恩惠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而是各种心理过程复杂交互的结果。不断增加的期望、对机会成本的敏感、对让步的厌恶、适应、后悔、自怨自艾以及社会比较和最大化倾向，这些心理过程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之中。

在影响青少年自杀率的各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文化态度。人们越是看重个人自由和选择，自杀率就越高。

埃克斯利指出，这种价值观能让部分人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国家或者社会生态的层面上却是有害的。

在影响不同国家青少年自杀率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文化态度。人们越看重个人自由和选择，这个国家的自杀率就越高。

矛盾的是，虽然对控制的过度期待和渴望导致了抑郁症的流行，然而那些拥有控制感的人却比其他人有着更好的心理状态。

高期望和自责可以发生在教育、事业、婚姻等重大决定上，也可以发生在我们选择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就算再琐碎的事情都会受其影响。如果失望的体验源源不断，如果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达不到预期和渴望，如果你执意要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最后必将久积成疾，“什么也干不成”的信念将把你活生生打垮。

无法达到的期待，加上为失败承担个人责任的倾向，形成了致命的组合。我们可以预期，这个问题对最大化者来说尤其尖锐。在失去机会、后悔、适应和社会比较的时候，最大化者比满足者更多地受到高期望和自责的折磨。最大化者会花很多工夫去做决定，并且对结果有极高的期望，从而也可能经受极大的失望。

我猜瘦身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人们认为体重是可以控制的，而要漂亮就要瘦。当变瘦的努力失败，不但每天照镜子时都要失望，还要承担“漂亮不起来都是自己的错”的内疚。

对家庭、社区组织、宗教团体等群体的义务与归属感本来可以有效地预防抑郁，正是因为现代社会过于强调个体的自主自控，才使得原本的抑郁症疫苗失效。人们在坚持自我和融入群体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参与会弱化自我，反过来说，关注自我也必将减少与他人的联系。

高度的个人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希望所有事情都完美无缺，也意味着我们希望是自己使这一切完美无缺的。而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们就会把失败归咎于自己，而不是别的一些更普遍的因素。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设立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因果解释方式，促使我们在失败时责怪自己。正是这种解释方式使我们在面对失败时增加了患抑郁症的可能。

个人主义倾向越小，就越可能被家庭、朋友和社区的需求紧紧束缚。如果真心依恋他人，就不能想做就做、为所欲为。

生活在包办婚姻社会里的人们没有权利选择结婚的对象，在教育机会有限的社会里，人们没有权利选择学什么。而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也就没有什么好期待。所以我想，缺乏控制感并不一定会导致无助和抑郁。

从某种体验里得到的愉悦和满足，既来源于这个体验本身，也来源于我们对这个体验的期望。

控制感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控制的期望值升高。我们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越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

作为抑郁症最极端的表现，自杀事件也愈演愈烈，而且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抑郁症病例的数量正在爆发式地增长，以致塞利格曼称之为流行病。更严重的问题是，抑郁症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度的自责会带来不好的心理后果。我们会看到，和没什么可以选择相比，在太多选择的世界里我们更容易因为结果不如意而责怪自己。

采用具体归因的人则不会；采用个人归因的人会打击自己的自尊，采用普遍归因的人则不会。

采用笼统归因的人认为失败会将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采用长期归因的人认为失败会一直持续下去，采用短期归因的人则不会

人们解释失败时表现出来的倾向确实是不同的。乐观者会用长期的、笼统的和个人的方式解释成功，而用短暂的、具体的和普遍的方式解释失败。悲观者恰恰相反。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用笼统的、长期的以及个人的方式解释失败时，挫折或控制感缺乏所引发的无助才会导致抑郁，人们才有理由相信失败会接踵而来。如果命中注定要失败，那么再试一次的意义何在呢？

假设你申请了一份市场营销工作，但没有成功。下面是几种可能的分析：

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想要表明的是，不同的人在分析失败的原因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根据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这种倾向可以分为3个维度

疗养院里的一组老人被告知要对自己负责，照顾好自己；另一组老人则被告知凡事都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全权由他们负责。第一组老人每天都要决定一些简单的事情，还有一盆植物要照顾；而第二组老人什么都不用自己决定，植物也有专人来照顾。结果发现，和没有控制权的老人相比，拥有控制权的老人表现得更活跃、更精神，身体也更健康。更神奇的是，有控制权的老人平均能多活几年。可见，从摇篮到坟墓，拥有控制感始终是贯穿一生的大事。

根据塞利格曼的这个假设，拥有控制感对保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随着对习得性无助研究的深入，塞利格曼发现这些无助的动物和抑郁症患者有许多共同点，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被动性尤其相似。抑郁症患者有时会对早上起来穿什么衣服这等琐事犹豫不决。塞利格曼推测，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在生活中经历过巨大的控制感缺失，从而习得了这种无助感，并一直持续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旦习得了这种无助感，就算换到一个新的、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情景下，无助感还是会持续下去。

■ 伤心，感到无助和绝望。

■ 常常想到死亡，有自杀的想法。

■ 注意力难以集中，思维不清晰。

■ 常犹豫不决。

■ 觉得自己没用，经常内疚、自责。

■ 没有活力，常感到疲惫。

■ 对工作和家庭生活都缺乏兴趣和热情。

抑郁的症状包括：

抑郁症是幸福连续体（happiness continuum）的负极。

幸福感下降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抑郁症的流行。

社会越富有，人们越能自由地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反而越不快乐。

过量的选择会迫使你观察别人的行为。可是，社会比较进行得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受其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往往是消极的。所以，选择过量的世界总是鼓励我们在下决定前看看别人在干些什么，和不这样做相比，这个过程使得我们经常感觉自己的决定很糟糕。这就是为什么选项越多，我们对自己选择的满意度反而越低。

我们已经知道，选择越多，要收集必要的信息并作出决定就越困难。而收集信息越困难，就越依赖于他人的决定。

“最大化”这个词，代表对“最好”的渴望，意味着标准的绝对化。而“最好”理应只有一个，无论把它找出来有多难。所以，一个持有绝对标准的人，按理并不应该关注别人在做什么，也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影响。相反，“够好”是一个相对标准——相对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及他人的经验。然而我们看到的又恰恰相反，实际上持有相对标准的是最大化者，而持有绝对标准的是满足者。

满足者就没有这些困扰。只要求“够好”的满足者，可以利用别人的体验帮助自己判断，但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能够依赖自己的评价制定标准。

如果意识到最大化者的欲求，那么这个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惊讶。最大化者要的是最好的，如果不比较，你又怎么知道你有的就是最好的呢？而面对如此多的选择，要从中选取最好的一个变得难上加难。最大化者只能成为与他人比较的奴隶。

购物时，最大化者比满足者更关注社会比较。他们更留意别人在买些什么，更容易被其他人对该商品的满意程度影响。

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确定的是，社会比较对于获得选择的满足感毫无益处。

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分散注意力以及进行反思。快乐的人擅长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不快乐的人会不断反思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使得自己更伤心。

虽然社会比较的信息到处都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留意它们，或者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其影响。

当人们追求那些代表地位的物品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进行竞争。不参赛就意味着失败。

赫希把这类物品称为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即人们得到它们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资源，如果别人也享有同样的资源，那么他能享受到地位商品的可能性就很小。

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建立于稀缺资源和热门商品的不公平分配之上，导致人们生活在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和不满中。所以，若想改变个体的态度，不改进体制是行不通的。

就算真的能够劝导人们少关注一点身份地位，他们还是不会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东西都不足够。

只要减少对地位的关注，就能够减少社会比较带来的不满。社会比较带来的失落感被认为是影响个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问题，要解决它，就要逐个改变每一个个体的态度。

如今，我们每天都能无数次地看到那些富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池塘里游泳，想象着自己也可以过上别人的生活。这样一来，即使生活质量实际上得到了改善，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比较标准也会降低中低阶层对生活的满意度。

以往的比较仅限于自己生活的小圈子，只需要看看邻居和亲戚朋友在干些什么，反正也没有办法知道生活圈子以外的情况。

让自己快乐、在地位的角逐中胜出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池塘。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5]在著作《选择适当的池塘》（Choosing the Right Pond）中提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渴望成为哪个池塘里的大鱼。

有些成就和财产之所以能带来满足感，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它们。如果别人就快赶上我们的脚步，走在别人前面的欲望也会随之增加，为的是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

人们之所以会受社会比较的驱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身份地位又是社会比较的一部分。

社会比较跟反事实思维非常相似，但也有重要的区别。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掌控自己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反事实思维，唯一的限制不过是自己的想象力。但对于社会比较，我们却没有那么多控制权。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免不了被他人行为的信息狂轰滥炸。

上行社会比较容易导致嫉妒、恶意等消极情绪的产生，还会引发挫折感、低自尊，使人不开心，感到压力重重。反之，下行社会比较能够提升自尊，增加积极情绪并减少焦虑。

人们可以把自己跟做得更好的人进行比较（上行社会比较），也可以跟做得更差的人比较（下行社会比较）。通常，下行社会比较能使“快乐温度计”的度数升高，上行社会比较则会降低。

我们所构建的反事实思维可能会形成上行假设（想象一个更好的结果）或者下行假设（想象一个更坏的结果），社会比较亦然。

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减少极佳体验出现的次数。

适度期望的好处在于，它留出了一点空间，使得许多体验能够成为美妙的惊喜、附加的愉悦。

由此得出的教训是，期望太高会适得其反。和我们做的其他事相比，控制期望也许更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

选择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预期的上升。

除了过往的体验，期望过高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选择的数量以及对期望的控制力。

假如你的起点很高，相比起点低的人，你的失望也越大。正如美国记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指出的那样，“跌落恐惧”是高期望的咒语。

过去的体验也会影响原点的设定，某种程度上说这跟适应有关。

如果实际体验跟预期的一样好，人们会感到满意，但不会因此而非常高兴。真正的兴高采烈只有在体验高于预期时才会出现，体验不达预期则让人不开心。

但是语言的表述方式并不是唯一影响原点设定的因素，预期也是其中一个。

语言是怎样影响体验的框定从而影响原点的设定。如果一个加油站的标语写着“现金支付大特价”，就是把原点设为刷信用卡的价格，如果标语写成“刷卡加收附加费”，则是把付现金的价格设为原点。

们理解主观体验评价的重要框架，就是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评价跟标准有关，一个体验要是比之前的更好，就是积极的体验，要是比之前更差，就是消极的。要明白我们对体验的评价机制，就有必要先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设置享乐原点的。

人们建立满足的标准基于四点：

当人们评价某种体验时，会进行下面的一种或多种比较

最后，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对拥有的东西心存感激。这种想法看似老土，仿佛听到父母或传教士的唠叨，左耳进右耳出。但是那些常怀感恩的心并且不吝表达出来的人，身体更健康、对未来的态度更乐观、对生活满意度更高、更加清醒且活力十足，更有可能实现个人的目标。

我们做决定时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明天的感受，还要考虑到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的状况。在选择过程中考虑适应过程，可以让当下看似沉重的选择压力变小，也会让我们对足够好的选择感到满足，而不是执著追求“最佳”选项，由此避免时间与精力的浪费。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悲多于喜的世界，适应就非常有益，它可能是唯一可以给你力量与勇气，让你活下来的东西。但要是你活在一个喜多于悲的国度，那么适应就会打击你享受好运的尝试。

但是也别以为快乐一文不值，主观体验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要是适应过程让人们在主观上觉得这些选择并不值得如此费力，选择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快乐并不等于一切，主观感受也并不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经过精心调查付出大量精力小心谨慎作出的选择，可能比一时冲动的选择在客观上效果更好。

选择越多，花在决定上的工夫就越多，我们就更希望可以尝到选择带来的甜头。适应会让这些甜头持续的时间大大缩短，让我们觉得根本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在一个选择上投资越大，希望得到的回报就越大，而适应会让我们为自己做的亏本投资感到懊恼万分。

丰富的选择会让我们花费在决策上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增加，从而加剧适应过程。时间、精力、机会成本、预期后悔等因素是我们在做决定前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这些成本将会分摊在受这一决定影响的每一个日子里。要是这个决定能给人提供长时间的满足感，那么付出的成本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但要是它只能让你感到短暂的满意，成本就凸显出来了。

我们几乎能适应一切，但在预测未来时却会忽略或者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

人们往往高估自己听到健康方面的坏消息时的反应，比如HIV病毒检测呈阳性。人们还会低估自己患重病后的心理调节能力。那些身患各种常见疾病的老年患者能够乐观地看待自己的生活，比主治医生预期的情况好多了。

值得关注的不单是对适应的预测失败，更是预测和现实之间的不匹配。我们在修复内心的伤口、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时，可以发挥无穷的创造力。

即便考虑到适应的作用，人们在预测自己长期的感受时，都高估了获得荣耀之后的快感，或是铩羽后的坏心情。